作者要作“学院派”的结论，但下不了“学院派”的苦功夫，甚至连有关的资料也看得有限，那就只能作“大胆的假设”，而难以有“小心的求证”了。
鲁迅与胡适，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，“双峰对峙，两水分流”。对这两位旗手人物，进行比较研究，当然是一个繁重的课题，需要相当的功力和水平，即使是十年磨一剑，也不一定能产出上乘之作。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迂腐之见。
我在书店看到孙郁先生的大作《鲁迅与胡适——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》，书的题目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按照习惯，总是先翻翻前言、目录和后记，再翻翻内容之类。后记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关注：“如果用纯学术的目光看待此书，你会感到失望，因为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化地排列过。我写下的完全是对两人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离学院派的思考已相去甚远。……这本书完稿的时候，我其实已意识到了它的某种缺陷。”眼下社会上学风浮躁，这段话使我这个“学院派”中人，下意识地对这本书的价值打了一个折扣。但平心而论，既然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并且作了一定的自白，说明作者是一个明白人，对一本书的价值，本不必求全责备。
历史的、理论的研究，人文的价值取向，以及感情的共鸣，本不是同一件事。做鲁迅和胡适的文章，尽可以有多元多彩的视角，他们本来也是多彩的人生。作者既然写的是一种感觉，大概应是一种感情的共鸣，一本有血有肉、感情激越的书，也是一本好书。然而，读完全书，很可惜，作者的定位，也不全在情性方面，他一开头就说：“实在地说，描写他们，不仅在于内心的喜爱，而且是想从中理出中国现代文化变迁的一种脉络。”（P1）他要在鲁迅和胡适的历史定位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，这就使这本书的定位产生了混乱。作者要作“学院派”的结论，但下不了“学院派”的苦功夫，甚至连有关的资料也看得有限，那就只能作“大胆的假设”，而难以有“小心的求证”了。用作者的话说“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地排列过”。其实，如果作者真正明白这一点，尽可以写出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共鸣，而不必顾及“学院式”的结论。
《鲁迅与胡适》一书，以18个题目，对鲁迅与胡适，进行了近乎全方位的比较，写出了自己的感觉和评判。总的说来，作者尽管写下了大量感觉式的文字，但同时也在以“学院派”的态度，对历史人物进行研判。鲁迅和胡适，原本是政治上对立的两大文化派系的旗手，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，即使事过境迁，不同的结论和对立的评判，是不能避免的。但作为“学院派”的规范性要求，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中立性的研究，理解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和他们所起的作用。社会是多元的，各有各的存在价值。作者虽然略为偏向于选择鲁迅，但对胡适的存在，也作了充分的评价。“平心静气”的思考，是本书最重要的特色。作者在思考的领域，毕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因此，全书每有精当的评判，成一家之言。例如，作者说：“胡适为人，从不落井下石，即便是对反对派，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真是大家风范。”“中国的文坛，得一鲁迅不易，出现胡适，也是难能的。”（P329）“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合力，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里，有着一个共同的交汇点，它纠缠着理性，纠缠着民主、科学、自由。我们今天的进化，是要感谢这两种传统的。”（P442）在对立之中，看到了共性，看到了相反相成的历史变迁。
但是，作者毕竟缺乏“学院派”研究的功力，随心所欲的判断，不免缺乏根据而又往往自相矛盾。例如，作者有时说：“我却从另一方面，看到了两人气质上的一致性：自由主义与精神的现代化。”（P2）但有时说：“鲁迅与现代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点”云云（P314），并且引用瞿秋白的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，指明鲁迅“反对自由主义”。（P478）鲁迅没有否认过这一点，那么，他到底是还是不是自由主义者？作者把鲁迅与胡适定位为左右翼的分野，但有时说胡适遭到了“右翼文人的围剿（P217）”。其实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大革命之后，一直是处在国共斗争之间的中间派，在国共决战之时，左右分化。作者曾说：“读胡适的著作，总难忘于他的历史主义精神。”（P162）然而，作为五四一代人，鲁迅和胡适都缺乏历史主义精神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。作者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：“几千年下来，可称道的东西，实在有限。”（P180）我们又可以回到全盘西化去了，何必“历史主义”？
作者每每把鲁迅划在“底层”，称赞他的作品“感动了中国的劳苦大众”（P477）。其实，中国的劳苦大众，很少有人能读鲁迅的书，因为他们不识字。即使现在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，又有几个被鲁迅所感动？文化的辐射是个复杂的过程，而文化人选择的人生道路，往往是出于理性的判断，和他的物质生活并无必然的联系。我们这些一生“无产阶级”化的知识分子，对于鲁迅的物质生活，至今不敢望其项背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也未能走鲁迅式的激进道路。应该知道，二三十年代，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，在物质生活和作品自由度方面的非良性的短暂的“黄金”岁月。正是在这样的岁月中，才产生了鲁迅和胡适。作者又每每把胡适“贵族”化，其实，“贵族”和自由主义是两个范畴。而所谓“中国的文人，一旦成名，后来大多躺到贵族的温床上了”，（P439）不免使人想起了文革中臭老九的遭遇。
至于书中竟然写出胡适“第三次出任北大校长”这样的硬伤，连“喜爱”鲁迅、胡适的学人，也是如此文风，我们除了呼吁整顿学风之外，也许不必苛求作者？
（《鲁迅与胡适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，定价：24．9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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